作者：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中美經貿研究組成員李稻葵、厲克奧博、馮明、徐翔、吳舒鈺、石錦建、金星曄、胡思佳、張馳、周迪
2018年以來，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tǒng)后，試圖遏止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改變貿易合作，扭轉貿易逆差。特朗普聲稱美國在“全球化”中“輸了”，來自中國的進口搶走了美國人的工作機會。而2018年美國政壇將迎來中期選舉，特朗普出于政治目的，更是不斷對中國挑起貿易糾紛。2018年3月22日，美國總統(tǒng)特朗普簽署針對中國“知識產權侵權”的總統(tǒng)備忘錄，內容包括對價值600億美元（約合人民幣3798.6億元）的自中國進口商品加征關稅，并限制中國企業(yè)對美投資并購，標志著特朗普醞釀已久的對華貿易戰(zhàn)正式打響。在301調查報告中，美國還針對中國的產業(yè)政策提出諸多質疑，指責中國政府在外資準入、培育發(fā)展戰(zhàn)略性新興產業(yè)、中國制造2025等政策上對外資企業(yè)造成了不正當競爭，隨后發(fā)生的中興制裁事件更激化了中美之間的貿易矛盾，這增加了中美兩國貿易走勢的不確定性。表1給出了中美過去將近30年來的四次貿易戰(zhàn)，均以中國承諾采取相關舉措、中美達成相關協(xié)議為得到化解。但是我們認為，這次的中美經貿摩擦不同于以往的四次貿易戰(zhàn)。
首先，我們認為，中美經貿摩擦的根源在于中美兩國各自國內的政治經濟格局都發(fā)生了深刻變化。美國國內“精英的美國”與“傳統(tǒng)的美國”激烈博弈，雙方唯一一致的靶子就是中國，而中國在十八大以來，自身發(fā)展道路和體制已然清晰，邁入了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發(fā)展的新時代。中美兩國的這種改變讓特朗普總統(tǒng)上臺以來的中美關系已經發(fā)生了本質性的變化，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客觀事實。
第二，面對貌似嚴峻的形勢，必須明晰底線。我們認為中美關系并不會走向全面對抗，而中美貿易摩擦的成本我們完全可以承擔。一是中美利益深度交融，美國跨國公司在中國擁有廣泛的、關乎公司發(fā)展根基的重要利益，美國享受美元霸權體系紅利亦需要中國的支持、參與；二是目前以特朗普總統(tǒng)為代表的、在美國占上風“傳統(tǒng)的美國”與“新時代的中國”的訴求在戰(zhàn)略上是互補的，特朗普總統(tǒng)代表的美國所希望“減倉”的，如擴展全球貿易、改善氣候變化、改革全球治理等，是當前中國所希望“加倉”的。三是，我們認為中方能夠做到以史為鑒，精準管控分歧，不給極端派、挑釁者任何可乘之機，不會擦槍走火。
第三，面對中美經貿摩擦所帶來的影響與沖擊，必須保持戰(zhàn)略定力。短期內，中方需要把握主動權，以戰(zhàn)促合，可以在中美貿易順差問題上盡量甚至超預期地滿足特朗普的要求，換取特朗普在中國核心利益上的讓步，但是對于“精英的美國”所提出的阻礙中國經濟升級的無理要求，則必須予以堅定的拒絕。長期來看，中方要做好持久準備，防止輿論放大不理性的認知，同時苦練內功，以最大的決心精準落實各項改革方針大略。
最后，我們認為，如果應對得當，中美經貿摩擦將會“磨合”出中美合作的新格局。這個中美合作的新格局有三個重要標志，即，美方的“三個接受”。第一，必須接受中國與美國發(fā)展道路不同、中國不可能走西方式的政治經濟發(fā)展道路的事實，中美雙方“和而不同”；第二，必須要接受人口第一大國和即將成為的經濟第一大國在周邊事務所擁有的主導力；第三，必須接受中國在改善全球治理中發(fā)揮的與美國及西方“和而不同”、積極有為的、共利多贏的新型領導力。
中美合作關系的新格局必須、也一定能夠形成，這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破繭之工”。
一、經貿摩擦的根源：兩國國內政治經濟格局的深刻變化
我們認為，中美兩國各自的國內政治經濟環(huán)境都發(fā)生了變化，所以中美關系的性質也隨之和以往不同了，這是中美經貿關系走到今天的根本原因。
1.美國國內政治經濟的新格局：“精英的美國”與“傳統(tǒng)的美國”激烈博弈，中美經貿關系成為唯一共同的靶子
從美國角度分析，中美貿易戰(zhàn)的爆發(fā)在于美國國內“兩個美國”矛盾的激化以及“兩個美國”的矛頭全部指向中國。具體而言，“兩個美國”分別指代精英的美國和傳統(tǒng)的美國。
“精英的美國”，即我們所習慣和熟知的美國，比如高校學者、世界銀行、華爾街等金融機構等等，而這一部分群體也恰恰是我們中國學者和精英階層赴美學習工作的過程中能夠接觸到的主要群體，這些導師和同學大都是美國社會中的精英之精英，毫無疑問，他們能夠很好地代表一個“精英的美國”，但是可能并不能夠完全地反映真正的美國人，因此，在國內，那些發(fā)自內心地認為自己是最了解美國的人，對于真正的美國的了解恐怕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局限的。對于“精英的美國”而言，他們的對華政策向來基于“中國將逐步自由化并融入由美國主導的現(xiàn)行國際秩序”的假設[ 引自發(fā)表于美國外交關系協(xié)會旗下雜志《外交事務》2018年3、4月刊，由美國負責亞太事務的前助理國務卿庫爾特·坎貝爾和前副國家安全顧問伊萊·拉特納的文章《思慮中國》。]，這派人認為，只要充分保持對華優(yōu)勢，美國就能夠阻止中國在軍事領域試圖與美國競爭，其關鍵在于“美國主導”，無論是上世紀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兩極格局瓦解后的單極世界，由精英群體統(tǒng)治下的美國都謀求在世界范圍內各項事務各個方面的絕對領導權和控制權。
“傳統(tǒng)的美國”則是一個我們相對較為陌生的美國，也是當今美國總統(tǒng)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國非精英人士，他們的意識形態(tài)和利益訴求深深地植根于清教徒理念之中，正如哈佛大學已故政治學學者薩繆爾·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其去世前的著作《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zhàn)》一書中所寫，美國的國民性不是在1775年形成的，而是在17世紀的最初幾批定居者來到北美時就已經形成了。這些最早來到北美的英國清教徒，他們不是殖民者也不是移民者，他們不是作為英國的代表來到北美開疆拓土的，而是為了逃離本土的宗教迫害來到美國尋求新的生存空間的，從那時起，美國的國民性就已經形成了。
就對外貿易而言，“精英的美國”和“傳統(tǒng)的美國”分歧的聚焦點在于是否需要與世界其他國家建立和保持聯(lián)系。對于代表“精英的美國”的群體而言，無論是從上世紀里根的喊話“Mr. Gorbachev, open the gate.” “Mr. Gorbachev, tear down this wall.”，還是布什政府推行的“共和黨色彩的國際主義”[ 并非“單邊主義”或“孤立主義”，而是以美國實際利益為導向進行參與。]外交政策，都明確地表明自身和其所代表的政府在全球化浪潮中積極融入的立場，奧巴馬在提出“新人造衛(wèi)星時刻（New Sputnik Moment）”的同時，也從客觀上對于美國已經身處全球化經濟當中，并且需要不斷加強全球合作的事實表示了認可。
相比較而言，對于代表“傳統(tǒng)的美國”的群體而言，孤立主義其國民性的最重要表現(xiàn)之一。美國自身地理位置不同于歐洲任何國家，其幅員遼闊，鄰國較少，自建國初期，美國人便崇尚孤立主義。縱觀美國經濟史，自17世紀初，定居者踏入北美之后，美國在大部分時間里都處于閉關鎖國的狀態(tài)，既沒有在本大陸上開疆拓土的行為，也沒有到海外殖民的沖動。即使是出兵菲律賓，也是總統(tǒng)威廉·麥金利（William Mckinley）在經歷了極其痛苦的思想斗爭后才決定的，“我曾尋求幫助……在白宮的地板上踱來踱去，直到深夜……我曾不止一次跪在地上向萬能的上帝祈禱。最后，終于有一天晚上，我得到了上帝的聲音……那就是除了占領菲律賓之外我們別無選擇?！?9世紀初，美國著名的外交政策“門羅主義”的本質也在于無法忍受英國和歐洲列強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到處謀求勢力范圍的影響。
然而，無論是“精英的美國”還是“傳統(tǒng)的美國”，其矛頭都無一例外地指向中國。對于“精英的美國”而言，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崛起，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fā)揮著越來越重要的影響，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也反過來違背了美國對于中國的預期，為了建立和維護以美國為主導的世界各方面的秩序，精英群體將矛頭指向中國，意圖于鞏固和保障自己在世界舞臺上的權威和領導，奧巴馬在“New Sputnik Moment”中談到，兩年內中國太陽能板的世界份額由5%上升到60%，盡管這項技術是在50年前由貝爾實驗室發(fā)明的，但是美國沒有任何一所公司躋身世界前十。對于“傳統(tǒng)的美國”而言，中國廉價的人力成本等生產要素方面的優(yōu)勢使得國際分工過程中大量勞動力就業(yè)崗位從美國流失，無論是2017年4月美國商務部對進口鋼鐵和鋁產品啟動的232調查，還是2017年8月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發(fā)起的301調查，其最終目的都在于通過各種手段將制造業(yè)帶回美國，從而為美國提供更多的就業(yè)崗位。
因此，在當下美國內部矛盾激化，外部沖突對象同時指向中國的背景之下，我們應該清楚地認識到，美國具有它的雙重性：它既是那個新教徒式的，過著清貧的生活、安分守己、以自己的大陸土地為精神和物質家園的美國，也是那個精英主義的，試圖在全球范圍內擴張自己的勢力、傳播自己的理念的擴張主義、英雄主義、霸權主義的美國。在中美貿易戰(zhàn)里，中國需要面對的不僅僅是我們所熟知的“精英的美國”，還需要應對來自“傳統(tǒng)的美國”的我們所陌生的利益沖突。
反觀中美歷史上的主要交往，從民國時代到抗戰(zhàn)時期，從冷戰(zhàn)時期到21世紀，都是在美國已經完成其國際主義戰(zhàn)勝新教徒的孤立主義情緒之后所進行的，我們所熟悉的美國，僅僅是美國歷史長河中的曇花一現(xiàn)，并非美國發(fā)展過程中的常態(tài)。我們所熟悉的美國，是“精英的美國”，是國際主義的美國，是那些以基辛格等人為代表的精英所主導的美國。而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美國，這個由特朗普政府主持的美國，所代表的是一個更為“傳統(tǒng)的美國”，是那個新教徒來到美洲定居時的美國。
當下，由于中美雙方各自經濟社會政治均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因此，需要經歷一段必要的磨合期，并且最終達到一個新的均衡。在這個新的均衡中，美國必須承認中國獨特的經濟政治制度，必須承認中國在經濟和整體國家實力提高之后，能夠在相應的國際事務和地區(qū)事務中享有相應的控制權和影響力。我們堅信，這樣一個新的均衡一定能夠到來，盡管其中的過程必將是曲折的，需要相當一段時間的磨合。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既要堅持斗爭，又要維持和發(fā)展雙方的合作關系，堅持矛盾統(tǒng)一的一體兩面。
2.中國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發(fā)展進入新時代
美國在變，中國也在變。十八大以來，中國發(fā)展道路已然清晰，中國人民朝著民族復興的中國夢不斷前進；政治上堅持發(fā)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經濟上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fā)揮政府作用結合起來，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得到了明顯提升。綜合國力的提升為中國的道路自信提供了資本，已然清晰的中國道路反過來又支撐著綜合實力進一步提升，兩者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綜合絕大多數(shù)機構預測，中國經濟總量在2025-2030年之間將大概率超過美國，這將改寫一個世紀以來全球經濟的相對格局。當前，對于已長期扮演全球超級大國角色的美國而言，面對一個發(fā)展道路不同、綜合實力不斷提升，與之差距逐步縮小甚至部分領域有所超越的新時代的中國，貿易等局部領域沖突不可避免，需要較長時間適應、磨合與接受。具體而言，進入新時代的中國有三大變化。
變化之一是中國發(fā)展道路已然清晰。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先后提出了中國夢、五位一體、四個全面、四個自信等重大論述，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理論支撐，中國的發(fā)展道路已然清晰。黨的十九大不僅進一步明確了到2020年兩個“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更長期的奮斗目標：從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奮斗十五年，基本實現(xiàn)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第二個階段，從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的基礎上，再奮斗十五年，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強國。這是一條非常清晰的中國發(fā)展道路。根據2010年至2017年中國經濟增長情況測算，要實現(xiàn)到2020年國民收入和人均收入“兩個翻一番”的目標，只需要2018年至2020年年均增速不低于6.43%，結合當前中國經濟穩(wěn)中有進的實際運行情況，6.43%是一個相對保守的增速水平，只要未來三年不出現(xiàn)大的經濟金融危機，實現(xiàn)“兩個翻一番”的目標幾無懸念。進一步，如果將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強國的收入水平定義為世界銀行“高收入國家”的中位數(shù)水平[ 即當前英國、法國、日本的相對水平。]，根據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的測算，中國要在2050年實現(xiàn)十九大確定的戰(zhàn)略目標，需要在未來33年里保持年均4.1%以上的增速水平；分階段而言，如果中國能夠在2017-2025年保持年均6%的增速，2026-2035年保持年均4%的增速，2036-2050年保持3%的增速，那么到本世紀中葉，中國將實現(xiàn)建成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強國的目標。梳理美國、日本、韓國等發(fā)達國家相應發(fā)展階段的經濟史可以發(fā)現(xiàn)，上述增速預測依然是相對保守的，未來33年，如果中國不發(fā)生重大經濟金融危機，中國的2050年戰(zhàn)略目標很可能會提前實現(xiàn)。
變化之二是經濟實力明顯增強，經濟結構不斷優(yōu)化?！靶滤拇蟀l(fā)明”、“基建狂魔”、“厲害了我的國”是當下稱贊中國的流行語，但這些詞只是停留在表面，其背后是中國經濟實力的明顯躍升。中國經濟體量在過去四十年以年均9.5%的速度快速增長，占全球經濟的份額由1978年的不足2%提升至2017年的15%；而美國占全球經濟的份額已由本世紀初的32%下降至2017年的25%；中國GDP占美國的比重由本世紀初的12%提升至2017年的63%。根據世界銀行的數(shù)據，2013年至2016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長率為7.2%，明顯高于美國2.1%的年均水平、全球2.5%的年均水平、發(fā)展中國家4.0%的年均水平，為主要經濟體增速之首。從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來看，2013至2016年，中國對世界經濟的貢獻率平均為31.6%，超過美國（18.2%）、歐元區(qū)（8%）和日本（3.7%）貢獻率之和。中國貨物貿易占全球的比重由2012年的10.4%提升至2016年的11.5%，同期服務貿易占全球的比重由5.5%上升至6.9%，服務貿易總量排名從全球第四上升至第二[ 數(shù)據來源：WTO數(shù)據庫。]。2012至2016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年均增速達到20.2%，2015 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額躍居世界第二位，2016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額達1831 億美元，穩(wěn)居世界第二位并創(chuàng)歷史新高[ 數(shù)據來源：聯(lián)合國貿發(fā)會議FDI 數(shù)據庫。]。中國經濟結構持續(xù)優(yōu)化，內需已成為拉動中國經濟發(fā)展的決定性力量。過去十年，內需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達到105.7%；受金融危機沖擊最嚴重的2009年，內需的貢獻達到142.6%；即使是全球經濟復蘇、貿易回暖的2017年，內需的貢獻也達到90.9%。2017年，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58.8%，比2007年提高13.5個百分點，是名符其實的經濟穩(wěn)定運行“壓艙石”和“穩(wěn)定器”。
變化之三是國際影響與日俱增，主動參與國際治理和格局重塑，力求為全球發(fā)展提供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中國逐步走向世界舞臺中央。中國夢不只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也蘊含著中國強大起來后要為全球發(fā)展和人類命運貢獻中國智慧、提供中國方案的決心。中國領導人對此身體力行。近年來中國積極參與國際治理和格局重塑?！耙粠б宦贰背h提出以來得到了國際社會廣泛認同，中國同沿線66個國家和地區(qū)的各領域雙贏合作加強，2017年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總額73745億元，比上年增長17.8%。其中，出口增長12.1%，進口增長26.8%；沿線國家對華直接投資新設立企業(yè)3857家，增長32.8%。亞投行、新開發(fā)銀行、絲路基金等相繼設立，G20峰會、上合組織峰會、金磚峰會等一系列國際會議成功舉辦，體現(xiàn)出中國的大國擔當和國際影響，中國正在走向國際舞臺的中央。
二、底線思維：中美經貿關系不會走向全面對抗
當前中美貿易關系的未來走向眾說紛紜，一些觀點認為兩國會走向全面沖突，甚至“貿易歸零”、“斷網隔絕”；還有一些聲音認為貿易戰(zhàn)的后果會對中國的經濟增長造成不可承受的影響。面對黑云壓城、山雨欲來的嚴峻形勢，我們需要以底線思維進行冷靜分析兩國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從理性出發(fā)推演最壞的情況。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看清戰(zhàn)術背后的戰(zhàn)略考量，才能制定精準、有效、理性的應對策略。
我們認為，從理性出發(fā)當下中美不會走向全面對抗。中美貿易不會歸零，不會“斷網”，更不會走向新冷戰(zhàn)或軍事戰(zhàn)爭。一方面，當下中美利益深度交融，美國跨國公司在中國擁有廣泛的、關乎公司發(fā)展根基的重要利益，美國享受美元霸權體系紅利亦需要中國的支持、參與。因此，中美經貿關系會經歷量的調整，但不會出現(xiàn)顛覆性的變化。另一方面，“傳統(tǒng)的美國”與“新時代的中國”需求互補，特朗普總統(tǒng)代表的美國所希望“減倉”的，如擴展全球貿易、改善氣候變化、改革全球治理等，是當前中國所希望“加倉”的?；诖耍覀冋J為中國能夠消化本輪中美貿易摩擦的負面影響。而根據我們的分析，這種貿易摩擦所帶來的短期影響與沖擊，甚至是美國對中國相關高科技企業(yè)的打擊，中國是可以承擔的。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分析基于理性的研判推理，是“基本面分析”。在極端事件的影響下，實際情況可能與基本面發(fā)生背離。一戰(zhàn)前夕，歐洲各國的經貿關系深度交融，精英階層也均認為戰(zhàn)爭無益。然而，“薩拉熱窩”事件最終引爆巴爾干半島火藥桶，所有自認為能夠把沖突限制在低烈度對抗的政治家都受到了歷史的嘲弄與指責。以史為鑒，我們在理性分析的同時要精準管控分歧，冷靜應對挑釁，保持戰(zhàn)略定力。美國是個復雜系統(tǒng)，與不同的美國人打交道應保持清醒的頭腦，識別其背景、意圖，團結理性力量，不給極端派可乘之機。
1.中美利益深度交融
事實上，當前中美之間的經貿關系遠非部分媒體鼓吹的零和博弈，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深度交融、相互依賴的。在當前的全球經濟體制下，中美兩國經濟之間通過三條重要渠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第一條渠道是國際貿易。兩國都從對方進口大量的商品和服務，同時也向對方出口大量的出口和服務。2017年，中國向美國出口商品4298億美元，占中國全年商品總出口的19%；美國向中國出口商品1539億美元，占美國全年商品總出口的10%。與此同時，中美兩方雙邊服務貿易的規(guī)模也在迅速增長。第二條渠道是國際投資。兩國都在對方境內有大量的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以2015年為例，在華美資企業(yè)實現(xiàn)銷售收入5170億美元，利潤超過360億美元。中國企業(yè)在美國的直接投資雖然相對規(guī)模較小，但金融危機之后也在顯著增加，截止2016年底累計投資已達到1090億美元，遍及美國50個州中的46個。此外，中美兩國居民和企業(yè)均在對方國家的證券交易所持有大量的股票或者債券資產，中國政府的外匯儲備自主要的投資品種就是美國政府債券。根據美國財政部公布的最新主要國債數(shù)據，2018年4月，中國持有總值為1.18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持有量居全球首位。第三條渠道是人員交往和人力資本互通。中美兩國均有大量居民在對方國家訪問，學習，工作或生活。2016年，中國赴美國留學的人員總數(shù)高達35.3萬人，占到美國國際學生總數(shù)的34%。美國到中國留學和旅游的人數(shù)也持續(xù)增加。以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為例，書院學生中來自美國的比例占到45%，為各個國家之最。
圖為中國對美商品出口占中美雙方貿易比例（2010-2017） 數(shù)據來源：商務部，UN Comtrade
除以上三條主要渠道外，還有大量的其他證據證明中美兩國經濟的高度交融和深層次聯(lián)系。中國是美國最大的農產品和飛機出口市場，出口到中國的農產品占其農產品總出口的16.1%，出口到中國的飛機及配件占美國總出口的12.5%。2016年一年里，中國消費者購買了4490萬部蘋果手機，以及510萬輛通用、福特、菲亞特克萊斯勒美國三大汽車品牌在華生產的合資汽車，分別占當年蘋果手機和三大汽車品牌全球銷量的21%和33%。由于蘋果手機和通用汽車的最終組裝位于中國境內，這些購買行為并未計入中國從美國的進口。但從利益主體來看，這些購買行為獲利最大的是美國企業(yè)。根據德意志銀行的估算，如果考慮進這些因素，美國2015年對華貿易逆差僅為304億美元，遠遠小于貿易逆差顯示的3675億美元，在出口結構不發(fā)生明顯變化的假設下，我們估算2017年美國實際對華貿易逆差在310億美元左右，顯著低于特朗普政府用作發(fā)動中美貿易失衡的核心證據的3752億美元逆差。
圖為中美服務貿易增長迅速（200-2015） 數(shù)據來源：商務部，UN Comtrade
此外，我們還認為這種高度交融的同時，中國對美國的貿易依賴度是在逐漸下降的。中國加入世貿以來，中美貿易失衡出現(xiàn)了逐年加劇的態(tài)勢。中美之間貿易失衡的絕對值不斷擴張，體現(xiàn)為中國對美國貨物貿易的順差和美國對中國服務貿易的順差。一方面，中國對美國的貨物貿易順差從2000年的298億美元上升至2017年的2780億美元。另一方面，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經濟對貿易的依賴度有所下降：貨物貿易順差占中國GDP的比重呈現(xiàn)倒U型走勢，在2006年金融危機之前達到5.2%的峰值，之后就不斷下滑，2016年該項目順差占中國GDP的比重僅為2.3%；而對中國的貨物貿易逆差占美國GDP的比重在近20年來則是呈現(xiàn)不斷上升的趨勢，從2000年的0.8%提高至2017年的1.9%。
此外，盡管互為重要的貿易伙伴國，但金融危機之后，由于出口伙伴的多元化，中國對美國的貿易依賴顯著降低，而美國對中國的進出口依賴則與日俱增。在中國2001年加入WTO時，對美國的出口占中國總出口的20.4%，從美國的進口占中國總進口的10.8%，而2017年中國對美國的進、出口則分別占中國總進、出口的18.9%和8.4%。與這種趨勢相反的是，從2001年到2017年的十多年內，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和進口占其總出口和總進口的比重從2.6%和9.0%分別上升至8.4%和21.6%。對中國貿易量，特別是對中國進口的迅速擴張，導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占其總貿易赤字的比重從2001年的20.2%上升至2017年的47.1%。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占中國總貿易順差的比重近年來下調顯著。在2006年之前，對美貿易順差甚至超過中國總順差，說明整體來看，中國對其他國家保持貿易赤字。然而這種對美國的貿易依賴隨著中國出口伙伴的多元化迅速降低，2017年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占其總貿易順差的63.5%。
圖3 中國對美國的貨物貿易順差額及其占中國和美國GDP的比重 數(shù)據來源：CEIC數(shù)據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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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中國和美國對對方的進出口貿易依賴度對比 數(shù)據來源：CEIC數(shù)據庫
圖為中國和美國對對方的貿易依賴度對比 數(shù)據來源：CEIC數(shù)據庫
近年來，中國進口和出口的目的國都更加分散化。從2000年至2017年，中國對東盟國家的出口份額從6.9%上升至12.4%；由于經濟發(fā)展所需要的原材料、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需求量的擴張，中國從拉丁美洲、非洲、大洋洲等大宗產品儲備豐富的地區(qū)的進口也迅速擴張，這擠壓了中國與美國的貿易份額。與之相反，美國對中國的進出口需求都更加旺盛了，與中國日益擴張的貿易擠壓了美國與日本、加拿大等國家之間的貿易份額，也使得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進一步擴大。
圖為美國對主要出口國的出口占美國總出口的比重（%） 數(shù)據來源：CEIC數(shù)據庫
圖為美國對主要進口國的進口占美國總進口的比重（%） 數(shù)據來源：CEIC數(shù)據庫
我們認為，雖然從總量上看，中美貿易順差仍然在逐步擴大，美國仍然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貿易戰(zhàn)無疑將對中國對外貿易乃至整體經濟產生較大影響。但是當前中國對美貿易依存度較之以前已經有了顯著下降：隨著中國貿易對象分散化和與其他貿易對象的貿易量不斷攀升，對美貿易的決定性作用正在減弱。
對于中美經濟高度的交融性和依賴性，美國政府深知肚明，而在中國對美貿易依賴度不斷下降的同時，美國宣稱將對中國施加的一系列所謂“貿易戰(zhàn)”、“金融戰(zhàn)”和“科技戰(zhàn)”措施最終都只會對美國經濟帶來更大的負面影響。
從貿易的角度來看，如果美國真的如特朗普政府所言對總數(shù)可能達到4500億美元的中國出口征收關稅，將對美國經濟造成毀滅性的打擊，在很大程度上無異于政治自殺。這一全面關稅將極大地提高美國民眾的生活成本，減少美國民眾的消費選擇，同時也會增加美國企業(yè)的運營成本，極大地影響美國經濟復蘇，抵消其他所有經濟刺激政策的正面效果，屆時即使是特朗普最忠實的支持者都將倒戈。
從金融的角度來看，美國是現(xiàn)存的國際金融體系的最大受益者和美元霸權的締造者，其對于中國持有的美元資產的舉動收到全球投資者的密切關注。如其采取極端手段限制或處理中國持有的人民幣資產，將極大地影響市場對于美元資產和現(xiàn)有金融體系的信心，進而推動美元的公信力下降，國際資本流出美國或拋售美元定價資產，對于向來重視金融地位的美國政府來說是不可能的選擇。
從技術及人才的角度來看，特朗普政府所鼓吹的以國家安全為借口、對中國科技發(fā)展的抑制與封鎖和科技人才在美求學的限制與打壓既不現(xiàn)實也沒意義。中國不會也不可能接受美國提出的限制自身科技發(fā)展的無理條件，將和其他國家一起共同合作科研促進技術進步和產業(yè)升級。另一方面，重視學術交流的全球科技界也將站在特朗普的對立面。在短期內，特朗普政府可能通過限制簽證、嚴格審查等手段對于中國人才赴美求學和學術交流造成一定限制，但是這些限制也將對美國自身的科技人才發(fā)展與技術進步造成負面影響，必將受到美國科技界和知識界的全面抵制，注定無法延續(xù)。
2.“傳統(tǒng)美國”與“新時代中國”的訴求在戰(zhàn)略上是互補的
正如上文所述，當下兩個不同的“美國”同臺演繹，傳統(tǒng)的美國占了上風。傳統(tǒng)的、光榮孤立的美國試圖減少國際貿易，減少全球治理參與和責任承擔。事實上特朗普總統(tǒng)也是這樣做的。在貿易上，他退出跨太平花樣伙伴關系協(xié)定（TPP），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xié)定（NAFTA），威脅實質退出世界貿易組織（WTO），不惜與大量盟友挑起貿易摩擦；在政治上，美國退出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聯(lián)合國人權組織，退出伊朗核問題協(xié)議，退出巴黎協(xié)定。
與之相對，新時代的中國比以往更加積極參與國際貿易體系與國際治理。在中國的政治家看來，對外開放、增強合作不是做姿態(tài)、圖虛名，而是“帶來進步”的要義，是“歷史潮流”，更是馬克思主義所言“從各民族歷史走向世界歷史”的通道。2012年以來，中國與冰島、瑞士、韓國、澳大利亞、格魯吉亞、馬爾代夫等國簽署自貿協(xié)定，并積極參與中日韓、區(qū)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2013年至今設立上海等12個自貿試驗區(qū)，并將一些試驗區(qū)內的改革措施向全國推廣；中國承辦20國集團首腦峰會、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峰會、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上海合作組織領峰會會議。
從宏觀來看，中美兩國有著相似的目標，“讓美國再次偉大”與“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基本要求都是讓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幸福水平得到提升。為了實現(xiàn)相似的目標，為何兩國會選擇完全不同的做法？當前需求的互補是否是暫時的表象？
我們認為，這種互補的背后有著文化、經濟與制度的基礎。與美國相比，中國在文化上更愿意接納與自己不同的合作者，在歷史上對封閉有著更慘痛的記憶，在經濟上更注重發(fā)展與增長，在應對全球化負面影響上能采取更加靈活的政策，因而這種需求的互補是長期的、可持續(xù)的。
首先，面對當今制度、文化等都日益多元化的世界，兩國在“開放”這一問題上的文化底色是不同的，因此處理多元化外部世界的態(tài)度也不同。傳統(tǒng)的美國崇尚孤立主義，希望把美洲打造成“世外桃源”，對開放沒有好感。精英的美國繼承的是歐洲的一神教傳統(tǒng)，無論猶太教還是基督教都只認可一個神，使命都是宣揚唯一的神的光輝，在最大范圍內清除異端，因此精英美國的開放是“以我為主”的開放，是“傳教式”的開放。與之相對，以天下為己任一直是中國精英階層的政治理想，“和而不同”也一直是中國士大夫的堅持的原則，即便有“中央之國、天朝上邦”的優(yōu)越感之時，中國也從未強迫他國放棄他們自己的政治制度與文化。因而，面對一個多元化的世界，傳統(tǒng)的美國感到厭惡，精英的美國將不能同化的異己視為敵人，而中國則既不對開放本身感到厭惡，也愿意與不同于己者進行合作。
其次，中美兩國對開放的歷史記憶不同?；仡櫧洕罚浑y發(fā)現(xiàn)美國在二戰(zhàn)前是一個封閉大市場，20世紀的頭20年，出口占美國國民生占總值的比例僅為6%-7%，遠低于歐洲同期20%-30%的水平；1861年進口貨物平均稅率提高至47%，一戰(zhàn)前一直維持在40%以上（Hughes and Cain 2011）[ Hughes, Jonathan RT, and Louis P. Cain.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Prentice Hall, 2011.]。然而，依靠當時的特定歷史背景，美國經濟在封閉之下快速發(fā)展，1894年其工業(yè)產值超過英國，人均GDP 1913年超過英國成為世界第一（Maddison 2007）[ Maddison, Angus. The world economy volume 1: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volume 2: Historical statistics. Academic Foundation, 2007.]。可以說，對于封閉而言美國的記憶不一定是灰暗的。相反，對于中國而言，1840年后的近代史歷歷在目，封閉所帶來的貧窮與落后，改革開放前后的對比更堅定了當前中國社會對開放的決心。
再次，兩國經濟發(fā)展的階段不同。6月末，美聯(lián)儲前主席本·伯南克在歐洲央行論壇發(fā)表題為《當增長不再是全部（When Growth Is Not Enough）》[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7/06/es_20170626_whengrowthisnotenough.pdf]的演講，他認為當下美國的問題表現(xiàn)為四方面，即中位數(shù)工人工資的增長停滯，經濟與社會流動性下降，經濟承壓地區(qū)與人群面對的日益增加的社會治理功能失效，以及政治異化與對制度的不信任。換言之，伯南克認為美國的問題從本質上講不是增長問題而是分配問題。當下美國社會關注的不是國家整體財富的增長，而是已有財富如何在不同階層間分配的問題。而中國的政治精英認為，新時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依然來自發(fā)展，改變不平衡、不充分發(fā)展，發(fā)展仍然是第一要務。美國的人均GDP是中國的7倍，經濟建設依舊是中國事業(yè)的中心。
貿易對于增長和分配分別意味著什么？毫無疑問，對外開放能夠帶來社會財富的增長，不論是大衛(wèi)·李嘉圖的比較優(yōu)勢理論還是保羅·克魯格曼的產業(yè)內貿易都在論證這個觀點。然而，自由主義經濟學在論證時往往使用代表性消費者，將社會視為一個整體而忽略其異質性，也就忽略了經濟全球化背后的分配效應。給定一個沒有政府的假想經濟體，如果當一國與全球經濟的聯(lián)系主要集中在貨物產品出口時，貿易的一部分收益便會流向工人；如果一國與全球經濟的聯(lián)系集中在資本輸出，則收益很難自動流向中下層中產階級。因此，在一個純粹的自由主義框架下，國際貿易有可能加劇社會分配不均。因此，注重增長的中國擁抱全球化，注重分配的美國對全球化抱有疑慮，這是擁有經濟基礎的。
最后，兩國政府參與經濟的方式不同，因而化解全球化負面影響的能力不同。如前所言，開放并非沒有負面影響，面對這種影響兩國選取了不同的道路。中國的開放不是一步到位的、自由放任的開放，而是有管理、有次序的開放。概括地講，中國優(yōu)先開放有比較優(yōu)勢的行業(yè)，在沒有優(yōu)勢的行業(yè)引進國外資本以學習技術、管理經驗，并逐步培育國內的市場與企業(yè)，再逐步開放，汽車行業(yè)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與之相對，美國的主流政治精英大都有濃厚的自由主義底色，即便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家也對政府直接干預經濟抱有疑慮，近期的301調查等鮮明的反映出美國精英階層的這一態(tài)度。而事實上，美國年初發(fā)布的將中國列為戰(zhàn)略競爭對手的報告同樣是精英美國所為，不代表特朗普。美國焦慮來自中國消解國際貿易負面影響的經驗與其一貫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tài)發(fā)生沖突，指責市場換技術、政府補貼技術研發(fā)是表象，是站不住腳的。畢竟，任何一家企業(yè)選擇進入中國市場都是自愿行為，沒有強買強賣，沒有1840年的堅船利炮逼迫，合作產生的紅利本就應雙方共享；美國政府對技術研發(fā)的支持也不能被忽視，畢竟互聯(lián)網誕生于從國防部，F(xiàn)22、B2、E4等美國軍機也有波音公司的痕跡。
綜合以上分析，傳統(tǒng)美國與新時代中國需求的互補有著深刻的歷史、經濟、社會基礎，并非一個暫時的現(xiàn)象。我們有理由相信，此輪中美貿易沖突將是局部性的，不會演變成全面的貿易戰(zhàn)，更不會形成新的“冷戰(zhàn)”，換言之不會出現(xiàn)全面的軍事對抗或“貿易斷交”。
3.中國可以承擔中美貿易摩擦的短期沖擊
根據美國商務部的數(shù)據，2017年中國對美出口總量為5056億美元，而中國對美國進口總量為1304億美元。目前美國對中國出口的產品的平均關稅在3%左右，貿易戰(zhàn)打響后，這一關稅將提升至25%。我們估算了兩種情況：
情況一：美國加關稅，中國不加征報復性關稅。根據近年來關于中國對外貿易的研究，中國對外出口價格彈性（即出口價格變化1單位所導致的出口數(shù)量變化）估算的平均值大約在0.5[ 比較有代表性的近期研究包括：
Aiello F, Bonanno G, Via A. New evidence on export price elasticity from China and six OECD countries[J]. China & World Economy, 2015, 23(6): 56-78.
孫剛, 劉旸. 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價格彈性和收入彈性測算——基于國別(地區(qū))層面和行業(yè)層面的實證研究[J]. 財經問題研究, 2014(6):92-98.
范金, 王艷, 梁俊偉. 中國進出口價格彈性研究[J]. 當代經濟科學, 2004, 26(4): 87-92.]。給定中國不進行報復性反擊，這一關稅征收后，中國對美出口量將下降11%，即500億美元。目前中國的GDP為12萬億美元，因此出口下降將拖累中國GDP增速0.4個百分點。
情況二：美國加關稅，中國加征報復性關稅。據近年來相關研究測算，中國進口價格彈性（即進口價格變化1單位所導致的進口數(shù)量變化）為0.48[ 此數(shù)據來源的研究為：
孫剛, 劉旸. 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價格彈性和收入彈性測算——基于國別(地區(qū))層面和行業(yè)層面的實證研究[J]. 財經問題研究, 2014(6):92-98.]。倘若中國對美國商品征收同等水平的報復性關稅，則中國凈出口直接受影響將下降到400億，對中國GDP增速的拖累將從不加報復性關稅的0.4個百分點下降到0.34個百分點。
除了直接影響，我們還考慮了貿易戰(zhàn)對整體經濟影響的乘數(shù)效應。我們認為，短期來看，乘數(shù)效應有限，由于企業(yè)短期絕大多數(shù)生產要素已經確定，貿易戰(zhàn)的影響難以快速傳遞到投資方面。因此，短期來看，中美貿易帶來的沖擊中國是可以承擔的。
除了這種關稅形式的貿易沖擊，還需關注美國對中國相關高科技企業(yè)的打擊。我們認為，美國對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的相關懲罰措施是一種經濟恐怖主義，特朗普創(chuàng)造了一個經濟恐怖主義行動的記錄。在以往，很多跨國公司違背了美國的相關條例都是罰款：BP，英國石油在墨西哥灣漏油，罰款208億美元；大眾汽車排氣門造假，面臨最高180億美元罰款；瑞銀（UBS）也是被罰款。但是美國對中興通訊的懲罰卻完全不一樣，不光要求中興通訊承擔巨額罰款，更是不允許中興通訊購買相關的美國芯片產品，這等于是要把一家跨國公司掐死，這是恐怖主義行為。如果美國繼續(xù)對華為等中國企業(yè)施加此類懲罰，中國可以通過制裁蘋果等美國企業(yè)進行反擊。而前文分析可知，中美目前的經濟高度相容，這種行為恐怕兩敗俱傷。所以理性分析，我們認為，美國應該不會繼續(xù)對諸如華為這類的中國高科技企業(yè)予以禁售等懲罰措施，
三、應對之策：戰(zhàn)略定力、以斗促合、苦練內功
盡管從理性分析的角度來看，中美之間并不會走向全面對抗的局面，但是中美這種經貿關系的變化卻是我們必須要面對的事實。從短期來看，我們需要應用底線思維，分析這種變化對中國帶來的影響究竟有多大，并給出詳細的、能落地的可行性應對措施，手中有牌，牢牢掌握主動性；從長期來看，我們更要有戰(zhàn)略定力和戰(zhàn)略眼光，在全球環(huán)境和外部關系不斷調整的大背景下去看待中美兩國各自面臨的內部經濟社會秩序的調整，給出政策建議。
1.短期：把握主動，以戰(zhàn)促合
針對當前的貿易摩擦，我們應當如何應對？如前文所分析，特朗普具有典型的“傳統(tǒng)美國”思維，從諸多的采訪資料中可以看出，特朗普從青年時期就認為，很多國家對美國的貿易逆差是占了美國的便宜。特普朗在自己的自傳中曾稱：“如果真理在我手中，我必須堅持立場，否則只能任人欺負”。因此，在中國對美貿易順差的問題上，我們很難用講經濟理論或講故事的方式讓他理解。此外，特朗普的思維邏輯還具有典型的運營型企業(yè)家的風格，相比長遠的戰(zhàn)略，更重視交易的短期收益及成本。因此我們認為，應該借助特朗普的特點，以短期利益交換長期利益，也就是說，在中美貿易順差問題上盡量甚至超預期地滿足特朗普的要求，換取特朗普在中國核心利益上的不干涉，例如臺灣和南海等問題，對于“精英的美國”所提出的針對中國技術發(fā)展的無理要求，則必須予以堅定的拒絕。
圖為中美貿易量最多的產品列表（2017年） 數(shù)據來源：CEIC數(shù)據庫
但是，考慮到美國的競選周期，中美貿易談判很可能無法在美國中期選舉之前完成，特朗普需要貿易戰(zhàn)這張牌不斷發(fā)酵，獲得選民的期待，此時，對于特朗普來說，中美貿易談判沒有結果就是最好的結果。這就意味著在2018年11月之前，中國可能會中美貿易關系上承壓。因此，短期來看，我們提出的建議為：以戰(zhàn)促合，在中期選舉之前，對美國采取的貿易制裁堅決采取反制。特朗普若要爭取連任，對于美國經濟的短期走勢必然有所顧忌，貿易戰(zhàn)極具擴大的可能性很小，因此，中國可以通過主動回應，為中期選舉后的實質性談判爭取籌碼。
為了深入了解中美貿易不平衡的現(xiàn)狀，我們將行業(yè)分類進一步細化，探究在三級行業(yè)分類標準下，中美之間的貿易情況。由表1所示，中國對美國單項產品的進口量遠低于對美國單項產品的出口量。對美國進口量最多的產品集中在機器和交通運輸設備領域，其中2017年中國對美國的飛機、飛行器設備和汽車的進口都超過100億美元。除機器和交通運輸設備之外，進口量較高的產品包括油料、有色金屬廢料等原材料制品以及頁巖氣等礦物燃料。中國對美國出口量最多的產品主要分布在機器和交通運輸設備以及雜項制品領域，其中機器和交通運輸設備的出口已經超過雜項制品，成為最主要的出口行業(yè)。2017年中國對美最主要的出口產品為通訊設備和自動化數(shù)據處理儀器，兩者均隸屬機器和交通運輸設備行業(yè)。事實上，一方面中國經濟增長的結構已經發(fā)生深刻變化，另一方面中國對美貿易的依賴度在過去幾年正呈現(xiàn)出逐步下降的趨勢。因此在短期內，我們完全可以承受貿易戰(zhàn)，重點針對對美進口較多的飛機、農產品和汽車進行反擊。
然而，對我們而言，短期之內的貿易戰(zhàn)的目的，是為了以戰(zhàn)促合，“和”的目的是為了以短期利益交換長期利益。中國完全有能力解決中美貿易順差問題，以開放中國的汽車市場為例，2017年，中國汽車進口量高達121萬輛，而美國汽車年產量1210萬輛。據估算，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如果中國對美汽車進口增加300萬輛，則能縮小近1000億美元的對美貿易順差。根據估算，2017年底特律三巨頭通用汽車、福特汽車和克萊斯勒汽車在北美地區(qū)的產量總計達到860萬輛，而外資車企加上特斯拉北美地區(qū)的產量達到870萬輛。因此，如果中國對美國開放汽車市場，不僅將受到全世界車企的歡迎，更重要的是，中國市場的需求將拯救底特律。作為特朗普而言，把“鐵銹地帶”重新拉回繁榮，無疑將使他寫入美國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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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最近十年以來中國的原油進口結構變化 數(shù)據來源：CEIC數(shù)據庫
此外，近年來中國對美國的礦物燃料進口依賴度正屢創(chuàng)新高。隨著美國頁巖油開采技術的不斷完善，中國對美國的石油進口成井噴式增長，2008年中國從美國的原油進口僅有250美元，而2017年的原油進口則高達31.5億美元。對美適當擴大原油進口有助于多元化我國的進口能源結構，降低對單個國家的能源依賴，保障我國的能源安全。下表展示了最近十年來中國從最主要的10個原油進口國進口原油的結構變化，由表可見，中國的原油進口集中度正在不斷降低，2008年從前五個和前十個原油進口國進口的原油占總原油進口的65.3%和82.1%，而2017年對應占比則分別下降至55.5%和79.3%。目前中國年消費原油6億噸，其中2017年原油進口量突破4億噸，而美國原油2017年年產量超過5億噸，出口量已經超過OPEC大部分成員國，今年很有可能超過1億噸。此外，當前美國天然氣產能過剩，而且由于主要產氣的州天然氣運輸基礎設施很差，很難向港口運輸，導致氣價很低，僅相當于中國到岸價格的三分之一。如果中國能夠大量進口美國的石油和天然氣，一方面將拉升美國的基礎設施投資，另外一方面也可能更有助于能源的在美國國內更加清潔化地使用，在國內使用更多地天然氣，對中國出口更多地石油。倘若中國未來逐年增加油氣從美國的進口，也將有潛力減小數(shù)百億美元的對美貿易順差。
由此可見，中國完全可以用汽車、原油和農產品為談判籌碼，去滿足“傳統(tǒng)的美國”，甚至超預期的為特朗普提升勢頭。通過這些措施平衡中美貿易，既拉動中國國內消費，又能提升美國產能，解決產業(yè)工人就業(yè)。更重要的是，隨著中國對美順差的減小，美國將更加依賴中國經濟的發(fā)展，底特律將可能成為基于中國需求重新輝煌的城市，未來中國對美國勢必會有著更多地籌碼。
2.長期：戰(zhàn)略定力，苦練內功
綜上分析，我們認為美國對華發(fā)起的本輪貿易戰(zhàn)與歷史上前四次貿易摩擦存在本質不同。這次貿易戰(zhàn)的大背景是中美兩國各自內部經濟社會環(huán)境均發(fā)生了深刻變化，而且隨著經濟規(guī)模的此消彼長，兩大國關系進入新的磨合期。2010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2年，中國經濟總量達到美國的一半，經濟體量開始逐漸與美國相當，兩國關系開始變得愈發(fā)復雜而敏感；我們預計中國將在2025年前后超過美國成為第一大經濟體。盡管從人均水平來看，中國距離美國還有很大的差距，但隨著經濟總量的成長，中國在國際貿易、跨國投資、地區(qū)政治、國際話語權等方面的影響力不斷擴大?？梢灶A見，未來在中國經濟規(guī)模和綜合國力顯著超越美國之前，中美關系將始終處于不穩(wěn)定狀態(tài)，階段性的經貿摩擦將成為兩國關系的常態(tài)，直至達到新的均衡點。
從長歷史維度來看，我們認為這次貿易摩擦是一個里程碑事件，它至少標志著兩點：一是中美兩大國關系進入新的磨合期，與此同時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建立、冷戰(zhàn)結束之后成為主導的全球經濟政治秩序也面臨調整。二是在全球環(huán)境和外部關系劇烈調整的同時，中美兩國各自內部的經濟社會秩序也需要作出相應調整。
這兩個調整是客觀上必然會發(fā)生的、不以主觀意志為轉移的，既是作為守成大國的美國阻擋、攔截不了的，也是作為新興大國的中國隱藏、躲避不了的。對此，中美兩國都應該有清醒的認識，做好持久努力的準備。為此，我們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第一，防止輿論放大不理性的認知，既要嚴防民粹主義和狹隘的民族主義，也要防止一味自責將中美矛盾歸咎于中國自身發(fā)展所致的形勢誤判。應當在中美關系發(fā)生變化的同時，爭取主動，通過積極正面的宣傳，向民眾傳遞中美變化是的本質在于中美兩國政治經濟環(huán)境的變化，引導民眾理性思考，避免民眾情緒失控，嚴防類似于一戰(zhàn)前夕薩拉熱窩事件的突發(fā)性意外的發(fā)生。與此同時，那些一味自責，認為中美矛盾是由中國自身發(fā)展問題導致的形勢誤判實際上是對中國發(fā)展道路缺乏自信。這種誤判，認為美國牢牢掌握了矛盾的主導權，理性而合理，而中國則需要妥協(xié)。我們也要防止這種偏見成為主流。
第二，保持歷史耐性和戰(zhàn)略定力，牢牢把握戰(zhàn)略主動權，避免非理性應激反應。應當充分認識大國關系調整和世界秩序調整的長期性和復雜性。一方面，要保持歷史耐性，以平常心謹慎應對經貿摩擦，不急躁，不冒進，意識到時間是在中國這一邊的。另一方面，要牢牢把握戰(zhàn)略主動權，避免應激性反應和非理性行為，不被特朗普政府的無端指責和非分要求所干擾。要靈活適度地管控好摩擦，防止貿易沖突擴大化，尤其須要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夕的薩拉熱窩式的意外事件發(fā)生。另外，要竭力避免被國際社會孤立，最大限度地為國內經濟社會發(fā)展爭取積極的外部環(huán)境。
第三，保持經常賬戶順差環(huán)境，做好資本賬戶管理，防范跨境資本快進快出引致金融危機。經常賬戶適度順差是發(fā)展中國家宏觀經濟穩(wěn)健、匯率穩(wěn)定、主權信用堅挺的重要保證。2017年，中國經常項目順差為1649億美元[ 數(shù)據來源為《2017年中國國際收支報告》。]，占GDP的比例已經由2007年的8.6%下降至1.3%。目前經常賬戶順差的相對規(guī)模是適度的，中國經濟作為整體而言的對外失衡問題已經化解。未來應當將經常項目順差/GDP維持在1%-2%上下，避免經常賬戶出現(xiàn)逆差。同時要謹慎管理資本賬戶，嚴密防范跨境資本大規(guī)模流入流出、沖擊國內金融市場、觸發(fā)金融危機。
第四，適時主動推進東亞、東南亞區(qū)域經濟合作，營造穩(wěn)定健康的睦鄰經貿環(huán)境。美國的穩(wěn)定發(fā)展長期以來受益于其在北美和拉美地區(qū)較為健康的區(qū)域政治關系和經貿環(huán)境。東亞、東南亞等周邊地區(qū)是中國的近鄰。與近鄰的經貿關系如何是影響中國經濟穩(wěn)定和戰(zhàn)略安全的最重要因素。雖然東亞東南亞的地緣政治關系由于歷史原因較為復雜，但中國作為該地區(qū)的大國，應當抓住一切可能的機會、甚至主動創(chuàng)造機會，繼續(xù)推動區(qū)域經濟合作更上一個層次。既要加強推進中日韓自貿區(qū)、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qū)等既有合作框架的落地深化，也要積極運用“一帶一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新機制拓展合作。
第五，樹立底線思維，建立多重保障維護能源供應安全。能源供應安全是中國的核心利益，也是中國經濟最大的軟肋所在。中國的石油對外依存度高達60%，天然氣對外依存度高達40%。一旦石油和天然氣供給出現(xiàn)短缺，除了公路、航空、海運、河運可能出現(xiàn)癱瘓外，部分制造業(yè)領域和居民取暖也會受到影響?？梢哉f，確保能源供應安全是中國經濟的生命線，也是中國的戰(zhàn)略底線。為此，要重點維護與俄羅斯、沙特阿拉伯、安哥拉、伊朗、土庫曼斯坦等油氣來源國，以及緬甸、巴基斯坦等油氣通路沿線國家的經貿互利關系和戰(zhàn)略互信。
第六，深化科研體制改革，激活知識產權市場，多管齊下促進科技創(chuàng)新和產業(yè)升級。一是要深化科研體制改革，在科技人才聘用評價、科研資金使用、科技成果所有權收益權等方面打開制度枷鎖，探索更為靈活的制度安排，大幅度提升科研人員的激勵。二是要激活知識產權市場，加強產學研交流合作，允許科研人員能夠一定程度上擁有其所發(fā)明的專利，允許和鼓勵科技人才在高校、科研院所、企業(yè)之間跨界流動，避免閉門造車、專利沉睡的現(xiàn)象出現(xiàn)。
第七，加快推進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深化落實國有企業(yè)相關改革，強化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優(yōu)化資源配置效率。要加快十八屆三中全會所強調的國有企業(yè)改革，通過制度建設促使國有企業(yè)按市場規(guī)律運行。加快低效“僵尸企業(yè)”退出，釋放其所占用的金融、土地、人力資源，通過市場化的方式配置到效率更高的部門和企業(yè)主體[ 詳見《CCWE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報告》，2018年6月。]。
第八，加強住房、醫(yī)療、教育等關鍵領域的民生建設，著力化解的社會矛盾。建議啟動“二次房改”，探索實施政策性和市場化分配相結合的房地產發(fā)展體制改革，靈活運用房地產基金、長租房等創(chuàng)新形式實現(xiàn)“房住不炒”[ 詳見：張雙長、李稻葵，“二次房改”的財政基礎分析——基于土地財政與房地產價格關系的視角[J]. 財政研究, 2010(7): 5-11。]。建議中央加快房產稅框架的立法，并授權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制定征收的細節(jié)。同時，增加醫(yī)療、教育等公共產品供給，優(yōu)化供給結構，切實化解公共產品供給不平衡不充分與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間的矛盾。以“兩個美國”為鑒，通過深化稅制改革、健全社會保障體制等方式增加勞動者收入，避免收入分配不平等和財富占不平等繼續(xù)惡化，避免社會撕裂。
第九，從中國經濟實踐中系統(tǒng)總結經濟學理論，促進學術交流和相互理解，打消西方世界的疑慮，貢獻中國智慧。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中國的經濟實踐具有許多“中國特色”，不是完全照搬西方的理論。中國經濟學界應當對此進行系統(tǒng)性地理論總結，不僅要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而且要向世界講清楚中國經濟實踐背后的經濟學邏輯和經濟學理論，長遠目標是將中國的發(fā)展經驗和理論總結寫進經濟學主流教科書[ 詳見：李稻葵、李雨紗、張馳，中國經濟的偉大實踐何以產生重要的經濟學貢獻?——基于經濟史與經濟思想史的分析與思考[J]. 經濟學報, 2018(1): 1-16。]。如此，既有助于指導中國經濟未來的改革與發(fā)展，也有助于讓西方精英理解中國，并逐漸打消疑慮、接納中國在某些方面的成功經驗。
四、展望：中美合作關系新格局
根據上文分析，中美經貿摩擦，本質是雙方國內政治經濟環(huán)境都發(fā)生了變化，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xiàn)實。但是，經過這一輪的經貿甚至其他領域的摩擦，展望未來的中美關系，中美雙方一定會迎來一個新的穩(wěn)定期，而這種新的穩(wěn)定期既不是雙方全面對抗的結果，也不是中國妥協(xié)的結果，而是一種新的中美合作關系新格局。我們認為，如果應對得當，中美經貿摩擦將會“磨合”出中美合作的新格局，這個中美合作的新格局的有三個重要標志，即，美方的“三個接受”：
第一，必須接受中國與美國發(fā)展道路不同、中國不可能走西方式的政治經濟發(fā)展道路的事實，中美雙方“和而不同”。美國要接受，中國13億人自己選擇的道路是不可能改變的，也無法強行去改變。中國過去幾十年的發(fā)展歷程走的是一條和西方不一樣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中國過去在摸索，有過坎坷，但是現(xiàn)在這條道路已然清晰，中國將自信的在自己選擇的道路上往前行走。同時，美國也需要理解中國不強加于人、和而不同的國際關系理念。歷史上強大的中國雖然對當時的弱小鄰國有過嘲諷，但是卻從未要求別人強行接納中國的理念；而歷史上的基督教擴張，更多的是兇悍的同化。同樣在當下，中國也不會要求任何國家去接受中國目前的發(fā)展道路，這是美國必須要理解的。
第二，必須要接受人口第一大國和即將成為的經濟第一大國在周邊事務所擁有的主導力。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發(fā)展，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和經濟結構的不斷優(yōu)化，中國在經濟總量上超越美國成為第一大經濟體必然會在不久的將來成為事實。而與此同時，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中國對其周邊地區(qū)的主導力、影響力必然會不斷加強，包括臺灣海峽、南海、東北亞甚至東南亞。中國的軍事力量或許和美國還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在周邊地區(qū)，中國有能力、有信心掌握戰(zhàn)略主動權，這一點美國也必須接受。美國航母肆意駛入臺灣海峽，在南海隨處游弋的時代將逐漸成為過去式，中國將在周邊事務中擁有自己的主導力。
第三，必須接受中國在改善全球治理中發(fā)揮的與美國及西方“和而不同”、積極有為的、共利多贏的新型領導力。在國際事務方面，中國將會發(fā)揮越來越多的積極作用，在各個國際組織中發(fā)出中國的聲音。這種聲音也許和西方有所不同，但是卻是共利多贏的，絕對不是那種強迫他國的聲音。美國也許不喜歡中國的這種改變，但是需要逐漸去接受。美國必須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而中國也同樣會在這一過程中尊重美國的核心利益，幫助美國更好的發(fā)展其在全球化進程中受損的“銹帶地區(qū)”，幫助美國中等收入階層在全球化過程中也能受益，讓這些美國人也能搭上中國發(fā)展的快車，緩和美國的社會矛盾。所以，中國將繼續(xù)會在全球治理中發(fā)揮積極的領導作用，而這種領導作用將會是共利多贏的。
這“三個接受”將會是中美經貿摩擦的背后所影射出的中美關系變化的痛點，也是未來中美合作關系新格局走向穩(wěn)定期所必須要經歷的。同時我們應該注意到，這“三個接受”并不是美國最核心的利益所在，我們有理由相信美國最終會接受這三條。我們認為，美國可以在以下兩個方面做得更好：
一是內向內省，反求諸己，調整國內經濟社會政策，推動國內經濟社會改革，促進“兩個美國”裂痕的彌合。如上文所述，二十世紀80年代以來，以華盛頓、華爾街、跨國企業(yè)為代表的“精英美國”與普通中產階層、鐵銹地帶藍領工人為代表的“平民美國”之間的裂痕越來越大。從根本上說，“兩個美國”之間的這種裂痕不是由中國造成的，也不可能通過對中國發(fā)起貿易戰(zhàn)而得到彌合。美國長期以來的貿易順差是自身高消費、低儲蓄經濟結構的產物，本質上是其國內的“儲蓄-投資缺口”[ 以數(shù)據可得的2016年為例，美國存在5212億美元的“儲蓄-投資缺口”，于是只好通過凈進口的方式從國外“借用”，相當于當年美國GDP的2.8%。這部分借用來的貨物或服務就形成了美國的對外貿易赤字。]。妄圖通過對中國發(fā)起貿易戰(zhàn)來減少美國貿易順差是緣木求魚，一個最好的例證是上世紀七八年代美國曾對日本采取強硬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但結果只是將美國的貿易逆差由日本轉向了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qū)、后來又轉向了中國，美國對外的整體貿易赤字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擴大了?！皟认騼仁?，反求諸己”是中國的傳統(tǒng)智慧。我們建議美國的政策制定者領悟學習這一智慧，把主要精力用在國內經濟社會的改革上，而不是指責外國。惟其如此，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也才可能從根本上彌合“兩個美國”之間裂痕。
二是加深對中國經濟社會文化的理解，充分認識不同國家、不同文明之間存在的客觀差異，以開放包容的心態(tài)承認發(fā)展模式的多元可能。一方面，世界上有兩百多個國家和地區(qū)，受歷史文化、地理環(huán)境、人口結構等因素的影響，兩百多個國家之間存在廣泛的差異。而世界也恰恰因為這些差異的存在而美好。另一方面，經濟社會文化是一個國家發(fā)展的基礎制度環(huán)境和約束條件，制度環(huán)境和約束條件不同，發(fā)展的道路和模式就會有所差異。不可能要求所有的腳都穿同樣的鞋子，同樣的道理，不同國家在發(fā)展模式上存在差異也是正常的。沒有任何一種單一的發(fā)展模式是完美的，而發(fā)展模式的多元化恰恰為世界、為人類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中美兩國各界應當加強交流互動、加強相互理解，取長補短，共同促進兩國和世界經濟的繁榮進步。相比于中國對美國的了解而言，美國各界對中國經濟和中國發(fā)展模式的認識是遠遠不足的，因此我們尤其建議美國政策解和學術界加深對中國的研究和理解，以開放的心態(tài)觀察中國經濟、剖析中國模式，從而為美國經濟和世界經濟帶來更多的可能性。
最后，我們對未來的中美合作關系進行總結，中美兩國各自政治經濟環(huán)境的變化所導致的中美關系的變化是我們需要接受的事實，而理性分析下，中美不會在當下走向全面對抗。目前的中美經貿摩擦我們應該積極看待，這是中國在發(fā)力，在經歷磨合的陣痛，是沖破困境走向中美合作關系新格局的道路中的必經路途。我們認為，中美合作關系的新格局必須、也一定能夠形成，這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破繭之工”。
法律顧問：天水忠信律師事務所萬有太、職素芬
